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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全球流动变为一种低成本的常态化存在，在经济和的双重助推下，跨境电商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实践方式。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福建的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为例，从基础设施研究视角出发，洞察跨境电商平台、人及数字资本运作的缔合关系。本研究认为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对媒介基础设施的研究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因此按“经验/理论”的类型化原则将可见性/不可见性的分析框架提炼为：视觉/物性、感觉/意识、规制/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探讨可见性/不可见性的具体面向和指涉维度，以丰富这一概念的理论层次和学术肌理。鉴于物的表面特征与系统内在运作结构的分离，本研究进一步指出物质性结构的技术系统具有自创生特点。同时，技术系统依赖“商品数据化”与“数据商品化”的互相转化，对商品经济形式及现实社会产生了基质性影响，造就了平台基础设施实践中经济活动的属性变革。

　　2020年4月中下旬，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具体内容的明确界定让这个预热了近一年半的新提法切实落地。“新基建”被概括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与创新基础设施。其中，以5G、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算法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此次“新基建”的热门。1政策利好使得国内互联网企业摩拳擦掌，有着成熟电商体系的阿里巴巴率先进军跨境电商市场，收购了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平台“莱赞达”（下文统称“Lazada”），并快速占据东南亚电商在线流量排名榜单第一，成为东南亚访问量最大的平台。2相较于境内电商，跨境电商包含了国际物流、语言、跨境支付、数据交换、报关等更为庞大的运作结构，关涉复杂的地缘，跨境电商平台也因此从单纯的功能性技术演化为全球性基础设施，缔合了全球资源的联结与流动。那么，作为一种技术实践，跨境电商平台如何发挥基底性功能，进而成为全球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技术作为一种隐而不见的结构，其运作逻辑是什么，是否暗含隐蔽向度？本研究试图以Lazada平台为切入口，探讨平台的界面特征与内在结构统合的过程及其逻辑，得出可见性/不可见性的分析框架。

　　自上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开始关注基础设施与社会建构实践之间的生成关系以来，人文学界逐渐出现了“基础设施转向”（Larkin，2013）。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基础设施的研究开始扩散到信息科学领域，“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成为计算机领域的流行术语和探讨热点，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如今，移动互联终端、平台及各类大型数据库构成了现下社会运转的背景环境，媒介已经成为世界的基础设施，构造了社会总体运作与主体感知意识（彼得斯，2020：39-40）。这点在全球平台实践中有着显著表现，数字化平台正在不断将人、技术与社会裹挟进平台装置中，使得平台呈现出“再基础设施化”（re-infrastructure）的特征。因此，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与平台研究间的关系是十分模糊的。前者侧重对社会技术系统的描述，包括电网、交通、信息等技术之间的联结，而后者更强调探索平台的内容、功能、设计等面向，二者间存在相互交叉的研究目标，并形成了互补的研究视野（Plantin，Lagoze，Edwards & Sandvig，2018）。

　　当低门槛信息基础设施催生了“平台社会”之后，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平台作为媒介本体的问题，Larkin（2013）甚至提出了“基础设施本体论”，强调基础设施既是事物，又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应侧重考察技术与“物”的本体关系性及平台“中介化”产生的结构关联，如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所形成的“人-物”“人-人”关系，强调平台技术物下的“连接”功能与影响，这一路径的研究凸显了互联网、算法和平台研究的“结构性”张力（Johnson，2021：63）。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与其对二者作出“区分型”探索，不如采取“融合型”视角，将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关注其异构组件（Abbate，1999：83；Kahin & Abbate，1995：7；Kahin & Keller，1997：251），通过集合两种研究的取向对当下的平台问题加以辩证性分析。在此学术语境和理论背景下，本研究将跨境电商平台Lazada作为具体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并试图在这一路径中贡献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

　　具体到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框架性内涵和外延上，张磊和贾文斌（2021）的理论性文章回应并拓展了“基础设施本体论”的讨论，认为“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具有基底性意义的理论框架，它包含物质性与社会性、嵌入性与基底性、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象征性与情感性、关系性与公共性以及历史性与空间性六组概念。本研究认为最具有辩证色彩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特征是理解基础设施内涵及其本体的关键。通常认为，可见性（visibility）指能被看见及能被感知的（Thompson，2005），戴扬认为可见问题与公民被看见以及赋予可见性的权利有关（Dayan，2013）。“可见性”是詹姆斯·吉普森（James Gibson）所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的伴生性词汇，随着该理论的发展，诺曼、拉图尔等对这一概念加以延伸，并出现了“技术可供性”“可见与不可见之辩”等探讨。可供性包含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的四种面向（Treem & Leonardi，2013）。其中，作为关系的技术可供性一般由可见性来体现，因此可见性是传播技术的可供性之根（root affordance），即传播技术都围绕着可见性进行功能设计（Leonardi & Treem，2020；高艺，吴梦瑶，陈旭，孙萍，2022）。Cotter直接将平台中的技术系统称为“玩可见”（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指出平台通过算法、数据建立“游戏”规则，实现平台与主体的关系协同（Cotter，2019）。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中，“可见性”还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上形塑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规制逻辑（束开荣，2021）。

　　现有文献中，最为聚焦的是一篇概览性文章，作者探讨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所涉及的研究语境、理论问题及总体趋势（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具体到经验研究，以可见性为视角的研究分为三个研究路径：一是可见性的量化（陆晔，赖楚谣，2020）；二是可见性的公共性（孙玮，李梦颖，2014）；三是对可见性进行社会权力分析（周葆华，2022；蒋晓丽，杨钊，2023）。事实上，要厘清“可见性”概念的驳杂取向，可以从以福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批判话语路径及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视角中，辨别持认识论态度和持存在论态度的学者们对“可见性”理解的分野。前者关心知识构型对人视觉活动的影响，后者强调应该把“看”从“认识”层面还原到“意识”层面，因此，他们在“看”是“认知”还是“感觉”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峙。但不论是知识主导人的认知，还是感觉内化造就了人的意识，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坚持了主体对视觉活动的主宰，忽略了“看”的中介即媒介技术的主导。何以调和这种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矛盾？一个可能性的答案是回归媒介本体进行讨论。媒介技术物会形塑新的“不/可见性”，造成了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见性困境（谢卓潇，2023）。因此，当我们转向从“本体论”角度考察可见性时，就会浮现与上述争议截然不同的视角：跨境电子商务看似是一种贸易方式，实则是一种依托数码物进行数据交换及资源调转的技术系统运作，要洞悉其核心逻辑，必须要回到可见性的本体论层面，将可见性问题视为一个阐释的社会逻辑的基本范畴，这也是本文的切入路径。

　　相较于媒介的硬件、界面、应用操作等可见部分，数据、算法和编程通常以不可见的方式隐匿在后台，但恰恰是这些不可见的部分，主宰着平台基础设施的核心运作和技术实践，并改变着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例如，算法作为一种数据处理方式重新配置了系统的运行方式，促成了新的技术治理形式和资本积累（Kitchin，2019）。本研究所涉及的跨境电商平台，不仅展现出全球价值链物理分布和产业结构的革新，还体现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据的跨境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黄鹏，陈靓，2021）。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数据正从生产结果逐步演化为核心生产要素，这不仅意味着数据同劳动、知识、管理、资本和技术等传统五大生产要素一样，被投入生产过程，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还表明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不只是生产要素种类或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现有生产要素间更密切的交互关系（谢康，夏正豪，肖静华，2020）。

　　过往关于平台基础设施与数据、生产关系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面向：第一，从经济理论层面讨论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理论机制、运行机制和价值形态演进过程，指出需要促进数据流动、实现数据价值化（李海舰，赵丽，2021）。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数据来设计产品和组织生产流程，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结构变革的主要驱动力（Haucap，2019）；第二，从效果层面概括平台数据对现实生产中贸易成本、规模结构、流通环境的影响（鞠雪楠，赵宣凯，孙宝文，2020）；第三，从批判层面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据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掌控、支配时，会导致数字化生产的不公正不合理（王淼，向东旭，2022）。尽管这些研究奠定了平台数据与生产关系变革关系的研究基础，但鲜有文献深入后台分析数据系统的运作和“技术黑箱”的生态逻辑，忽略了对数字平台催生生产关系革新的详尽探讨。究其原因，平台数据运作大多处于后台场域，对普通用户而言更多地表现出“不可见性”，尤其在商业领域，这通常是战略性资源和商业秘密，也就导致了平台研究者进入田野开展调查的困难。

　　数据运作的目的往往不是中立的，它创造价值和资本，以某种方式引导行为和构建偏好（Kitchin，2019）。以Lazada跨境电商为例，后台仅对跨境商户、平台工程师以及互联网公司开放，这意味着数据交换、流量分配、物流换单以及店铺排序等运作机制都被界面所遮蔽。在此，数据技术实践的可见性关系表现出不对称性，从而导致了消费主体的利益错配和认知偏差。

　　因此，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不仅表现出“后勤型”特征，还显现出以下内涵：其一，从技术层面看，本文所涉的跨境电商平台不同于传统电子商务，其运用数据可供性特征将数据资源配置于不可见技术流动过程中，内化了数据可见性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只有通过可见性视角才能洞察其核心逻辑；其二，从地缘层面看，跨境电商平台参与了全球资本分布和产业结构的布局，通过技术的隐蔽运作联结了全球的异质性地方、时间与空间，关系到国家战略蓝海布局的媒介想象、商业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权益，可见性理论为本研究厘清复杂的指涉和逻辑提供了启发；其三，从理论层面上看，本研究在经验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多层次的可见性/不可见现象，认为其应该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基本范畴，现有研究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对可见性的讨论层次还尚未进行范式性阐述。基于此，本研究从“可见性”的本体论视角出发，探讨平台基础设施可见性/不可见性问题的具体面向、指涉维度和分析框架，以期丰富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论层次和学术肌理。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研究者于2021年11月至2023年5月，对福建的跨境电商A公司进行深入调研并学习平台运营。数据收集时间集中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2022年11月至2023年5月再次进入田野获取补充材料，本研究的问题为：

　　第。